上述简单的估计，或许仅能覆盖部分加征关税对贸易流向的影响。横亘在中美之间的关税之墙，对全球贸易的影响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效应正在显现。

　　一是直接效应。即关税增加了进口商品的成本，进而造成中间品进口商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，使得被征收关税的商品不再具备竞争优势。实际上，前述结果大体上能够识别这一变化。

　　二是网络效应。现在受到关税壁垒和技术限制影响，各自过去对对方的出口也转向第三方。例如，2019年1—4月，美国对越南、印度、泰国的出口增速超过了16%，对中国台湾、印尼的出口也超过了两位数。这里不排除有绕道因素，但同时也可能包含美国和其他经济体内部会有新的分工。中美都是制造业大国，之前的分工对全球产能布局来说是最有效率的。贸易流向的重新调整，背后也意味着沉没成本或通道成本的增加。

　　三是信心效应。考虑到实体投资信心、金融市场等方面外溢效应，加征关税对全球经济紧缩性影响更加显著，进一步降低全球总的贸易活跃度。

　　截止到2019年一季度，美对我国出口商品课征的实际关税税率已经升至7%，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面临的平均关税水平差距扩大至6个百分点。若关税课征幅度继续上升，范围继续扩大，加上技术交流等方面的限制，上述贸易格局的调整还将持续。不过，中国国内商品零售规模已经超过5万亿美元，制造业产品复杂度也比较高。若能充分利用内需市场广阔、产业体系基础完备、人力资本质量提升、创新投入增加等优势，持续降低制度性成本，提高开放水平，激发微观主体的创造力，中国经济仍将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布局调整和整合中占据主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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